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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书法简史——魏晋书法  

2010-12-05 21:24:46|  分类: ╠书法专集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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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书 法 简 史
素材|文化网  编辑|雁飞墨行
 
  第三章 魏晋书法  

 

  从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称帝,至公元420年,史称魏晋时期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。东汉统治的崩溃,使固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观念和制度遭到了破坏,面临着重建。一方面,以老子、庄周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,一度取代谶纬经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,并逐渐与佛教相互融合会通;另一方面,儒学由于其政治学说的现实意义,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地位和影响力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带来了新的观念、习惯,虽与汉族文化有冲突,同时两者也必然要有所互补,有所融会。这一切,使得中华文化再一次进入活跃、会通和拓展的阶段。书法也面对着许多挑战和机遇。

  从曹魏开始,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,“惟才是举”等选人制度的实施,使“才能”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,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,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,被曹丕誉为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;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,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。

  就书法艺术来说,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,即纸的应用至此已经普及,为书法家的挥运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保障。
 
  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,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
 
  首先,是楷、行、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;其次,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,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,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;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是,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,不仅形成理论,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,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。
 
  这时期的书法发展,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:三国为过渡时期;两晋(尤其是东晋)为鼎盛时期。

一、三国

  马宗霍先生《书林藻鉴》这样描述三国书法的意义:“三国者,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。……又书派上两大导源也。”其具体意见容或可以商量,但对三国书法的转折意义的揭示则是极有见地的。我们说它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,表现在:一,从有关制度来说,三国所制定的许多制度,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。二,从字体演变来说,楷、行的发展,三国是中间时代。三,从书家的状况看,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,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,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,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。

  魏的书法发展比较正常,这与武帝曹操的喜爱有关,他周围聚集了锺繇、梁鹄、韦诞、邯郸淳、卫覬等一批书家。更重要的是,建安十年他还发布了一个禁碑令,虽然扼制了隶书的应用空间,但同时却可以说为楷、行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。这一制度在东晋时得到重申,为行书发达起了极大的作用。锺繇在楷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,为后来二王父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蜀国默默无闻;而吴国则在草书、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,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。
 
  以下以字体为经分别作简要介绍。
 
  1、隶书

  主要集中在魏国。有名的碑刻是:《上尊号奏》、《受禅表》、《孔羡碑》、《曹真碑》、《范式碑》、《王基碑》、《魏三体石经》等。一个共同特点是,出现了非常明显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风:体势开始走向纵长;笔划形成较强的规律性,并出现了一些刻板的处理方式,像“蚕头”部分经常饰以方形的角,波磔的尾部常常过于圆满、张扬等等。这种情况,反映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,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浅俗、简单,隶书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。启功先生把这时期的隶书喻为蔗渣,非常形象。可以《上尊号奏》为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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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、篆书
 
  数量极少,著名的有两件,都属吴国,一为《天发神谶碑》,传皇象书;一为《禅国山碑》,传苏建书。

  《天发神谶碑》,又名《天玺纪功碑》,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。晋时折为三段,俗称“三段碑”,嘉庆十年(1805)毁于火。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。在中国书法史上,《天发神谶碑》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。从书体上说,它非篆非隶,处在两者之间。此碑用隶笔写篆字,横首用折刀头、横尾有波磔,竖尾用悬针,转折用方,若悬崖斩断,字势雄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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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禅国山碑》体势也是变幻莫测,风格奇诡。有人以为这是吴地地域风气的影响,应该是有道理的,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——即篆隶本身的走向没落。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,清人张廷济云:“吴《天玺纪功碑》雄奇变化,沉着痛快,如折古刀,如断古钗,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,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。”虽嫌过誉,而对其审美特点的揭示可谓中肯。

  3、草书
 
  三国时期的草书,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。
 
  皇象,字休明,广陵江都(今江苏扬州)人。生卒不详。官侍中、青州刺史。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、小篆入能,章草入神品。清包世臣说:“草书唯皇象、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,殆右军所不及。”

  传世作品有《急就章》、《顽闇帖》、《文武将队帖》等,《急就章》尤为剧迹。现存《急就章》,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“松江本”最为有名,字数达1394个。其艺术特点,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。窦臮《述书赋》说:“广陵休明,朴直古情,难以穷真,非学可成。似龙蠖蛰启,伸盘复行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说:“右军隶书,以一形而众相,万字皆别;休明章草,相众而形一,万字皆同,各造其极。”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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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、楷书
 
  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:碑刻、法帖和简牍。
 
  碑刻集中在吴国,有《谷朗碑》和《葛府君碑》两种。从体势来看,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,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,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,或是刻手不佳所致。清康有为认为,“南碑当溯于吴,”以此二种为“真楷之极”,特别是《葛府君碑》“尤为正书鼻祖”,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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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帖主要是魏国锺繇的作品。繇字元常,颍川长社(今河南长葛东)人。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,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(公元151~230年)。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,魏国时官至太傅,史称锺太傅。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,在南北朝时代,与张芝、王羲之、王献之被称为“四贤”,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“锺王”。刘宋羊欣说锺繇善铭石书、章程书和行押书,当即隶书、楷书和行书。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,有“正书之祖”的美誉。现在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,共有10种,即《贺捷表》、《荐季直表》、《尚书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和《还示帖》、《墓田丙舍帖》、《白骑帖》、《长患帖》、《雪寒帖》、《长风帖》。

 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,并评其字说:“锺繇书如云鹄游天,群鸿戏海,行间茂密,实亦难过。”又说:“张芝、锺繇巧趣精细,殆同机神”。庾肩吾认为其书“天然第一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锺繇“布纤浓,分疏密,霞舒云卷,无所间然”,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。唐张怀瓘《书断》认为“真书古雅,道合神明,则元常第一”。又说:“刚柔备焉,点划之间,多有异趣,可谓幽深无际,古雅有馀。秦汉以来,一人而已。”清人刘熙载认为“其书大巧若拙,后人莫及”。
 
  锺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,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,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,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;更重要的是,他的努力,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,为东晋崛起的二王,有直接的先导作用。他的小楷,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。“正书之祖”的美誉,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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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。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《高荣名刺》(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)及简牍、安徽马鞍山发现的《朱然名刺》及《木谒》,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,尤其是后者,体势宽博,虽然刚从隶书化出,但楷法已具规模。可见,到三国时代,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。这几件作品,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,值得重视。

  5、行书
 
 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行书,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发现。史书记载锺繇学行书于刘德昇,且书风瘦劲,但没有作品传世。现存比较接近行书的作品是吴地出土的简牍,这就是江西南昌的吴应墓《木方》,除了少数笔划如捺、长横等还有隶书遗存迹象外,无论结体还是笔划的连接、省减,都是行书的规模。由此看来,到东晋时代形成成熟的规范行书,是可能的。

二、西晋

  短促的西晋在文化方面有不少的贡献,在书法方面也有很大成就。朝廷设立书博士,设弟子员,以锺繇、胡昭二人书法为标准,教习书法。西晋产生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书法家,是章草向今草转化,行书从萌生走向成熟的过渡期。

  西晋时期的书法与三国书法有极大的相似性,具有强烈的过渡性色彩,表现在几个方面:一,重申禁碑令,使行楷的发展趋势得到保证;二,字体演变继续推进,尤其是行草书;三,出现了一种在后来成为重要的书作样式的形式,即墓志。
 
  隶书碑刻仍然存在,如《明威将军郛休碑》、《任城太守孙夫人碑》、《皇帝三临辟雍碑》、《太公吕望表》等;同时出现了墓志,著名的有《刘韬墓石》、《张朗墓石》、《左棻墓石》、《荀岳墓志》、《石尠墓石》等。此外,有《朱曼妻薛氏买地券》、《杨绍买地莂》和《咸宁四年吕氏砖》等特殊用途的作品。从艺术的角度看,这些作品都平淡无奇,有的还因为试图保持隶书风貌而具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。

  在本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晋竹木简牍和纸质墨迹中,有很值得重视的作品,如泰始五年的《诣鄯善王检》、《泰始九年简》、《诸佛要集经》、《三国志残卷》等。《诣鄯善王检》比《朱然名刺》更接近于楷书,《泰始九年简》接近行书;后二者介于隶、楷之间。这反映了行、楷书的稳步发展。

  草书领域里,《梁思永书翰残瓷片》等已经不是纯净的章草书,而带有今草的特征,流畅迭宕,气势慑人,表明草书也在向前迈进。
 
  这时期的著名书家有三位:卫瓘、索靖和陆机。

  卫瓘(公元220年~291年),字伯玉,河东安邑(今山西夏县)人。曾任尚书令,是西晋重臣,官至司空、太保。八王乱起,为贾后所杀。父覬享书名于三国时期,子恒(巨山)亦善书,世称“巨山三世”。
 
  索靖(公元239年~303年),字幼安,敦煌龙勒(今甘肃阳关附近)人,张芝姊孙。官酒泉太守、征西将军,人称“索征西”。与卫瓘书名不相上下,有“一台二妙”之誉。后人有谓:“瓘得伯英筋,靖得伯英肉。”卫瓘自己说:“我得伯英之筋,恒得其骨,靖得其肉。”索靖则以为己书如“银钩虿尾”。唐张怀瓘说:卫瓘“采张芝法,取父书参之,遂至神妙。天姿特秀,若鸿鹄奋翼,飘飘乎清风之上。率情运用,不以为难。时议谓:伯玉放手流便过索,而法则不如之。”索靖则“若山形中裂,水势悬流。雪岭孤松,冰河危石,其坚劲则古今不逮”。可见一比较流便,一比较严谨。卫瓘只有《淳化阁》所载《顿首州民帖》传世,索靖则有《出师颂》(传)、《皋陶帖》、《七月廿六日帖》、《月仪帖》等,可以印证张怀瓘的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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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陆机(公元261年~303年),字士衡。吴县华亭(今属上海市)人。祖逊、父抗,皆东吴名将。西晋时官太子洗马、著作郎,为成都王司马颖所重,任平原内史、前将军,伐司马乂,兵败被杀。陆机在书史上并无大名,但传世最早的文人墨迹《平复帖》历来归于他的名下。因年久而笔划起收墨迹脱落,锋芒内敛,显得质朴老辣,在古代章草中具有独特的气质;体势纵长而微侧,末笔多下展,有与下字相连的趋势,这通常被看作向今草的过渡形态。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,《平复帖》长期被视为国宝,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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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东晋、十六国

  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馀年的南北对峙,是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。对于政治经济,这是一场灾难;而对于书法来说,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,却是一个发展机遇。
 
 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,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,需要心灵的解脱,于是,他们抛弃繁琐

经学,通过服药、饮酒、游心自然、清谈、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,开拓了一片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间。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、竞能斗胜中,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,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,获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以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、草书,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,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,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,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,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
  东晋、十六国时期的作品,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: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。之所以这样划分,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书法风貌有相当大的差异,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书风差异的主要表现。
 
  1、世家大族
 
  唐代窦臮《述书赋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:“博哉四庾,茂矣六郗,三谢之盛,八王之奇。”王、谢、庾、郗,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,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。此外,卫、桓等族亦皆不弱,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。
 
  (1)王氏家族是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,当时甚至有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之说,同时,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,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。

  王家的第一代,在东晋就都享有书名。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、王导、王旷、王廙。王敦的书法《淳化阁帖》卷二,有他的草书《蜡节帖》,笔势雄健,气势威武。王导的书法有《省示帖》、《改朔帖》,唐窦臮《述书赋》评他的书法:“将以润色前范,遗芳后车,风棱载蓄,高利有余。”王导在西晋末年带《宣示表》过江,为东晋书法保留了重要的典范作品,对东晋书法发展有贡献。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,宋陈思《书小史》评其“善行、隶书”。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,书画双绝,书法“谨传锺法”(羊欣语),“画为明帝师,书为右军法”(王僧虔语)。
 
  第二代中,王羲之为整个时代书法的核心人物。楷书方面,他在锺繇的基础上,进一步完善法则,创制出影响千古的范式,从此使楷书的各种点画有了明确的分工,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,成为特色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。行书方面,他继承锺法,使之进一步规范化,也成为后世模范,充分体现“晋尚韵”的特色。草书方面,他进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转化。总之,他将锺繇古质朴素的书风改变为风流妍妙的今体,尤其是他的行书、小楷书,标志着这两种字体的成熟。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风范,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书法的进程,被后人誉为“书圣”。

  王羲之(303~361),字逸少,琅琊临沂(今属山东)人,生于西晋太安二年癸亥(303)。他少年时即得到从伯王敦、王导的钟爱,被视作“佳子弟”。他曾自称“素自无廊庙志”,但却肯于为国计民生作努力。因为他担任过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,后人有时也称他为“王右军”“王内史”。但他也有一般东晋士人的习性,比如雅好服食、寄情山水,史称他初渡浙江,便有终焉之志。

  其行书传世有《哀祸》、《姨母》、《游目》、《丧乱》、《二谢》、《得示》、《何如》、《奉橘》等,均非原迹,多为唐人摹本。代表作《兰亭序》,享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美誉。作品写于永和九年(353)暮春三月三日,当时王羲之与亲友谢安、孙绰等四十二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行修禊之礼。王羲之酒酣兴浓,用茧纸鼠须笔为兰亭集作序,凡二十八行,三百三十四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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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有《十七帖》、《初月帖》、《快雪时晴帖》等。《十七帖》内容是信札,点划清健峻快,结体灵动多姿,富有情趣,是历来写草书的范本。《快雪时晴帖》麻纸墨迹,四行,28字。清高宗以为“天下无双,古今鲜对”,并在帖后跋“龙跳天门,虎跃凤阁”,并将该帖及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视作“三希”,同置于三希堂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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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的小楷书传世的有《黄庭经》、《乐毅论》等。唐孙过庭《书谱》里评王羲之“写《乐毅》则情多怫郁,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,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,《太师箴》又纵横争折”,认为同样表现了王羲之的“情性”与“哀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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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代中,王献之不为其父所束缚,而是改其父的内擫笔法为外拓笔法,大胆创新,进一步破除古法,增强点划之间的牵连映带,突出节奏的变化,使行草书更具自由发挥的空间,创造了“破体”。

  王献之(344~386),字子敬,小字官奴。王羲之第七子,官至中书令,故又称“大令”。《晋书》称其“少有盛名,而高迈不羁,虽闲居终日,容止不怠,风流为一时之冠”。
 
  他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,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,介于二体之间,却又兼二体之长。随手挥洒,俯仰适意,触处生妙,令人观字而想见其风流。张怀瓘《书议》评王献之书云:“子敬才高识远,行、草之外,更开一门。夫行书非草非真,离方遁圆,在乎季孟之间。兼真者谓之真行,带草者谓之行草。子敬之法,非草非行,流便于行草,又处其中间,无藉因循,宁拘制则,挺然秀出,务于简易,情驰神纵,超逸优游,临事制宜,从意适便,有若风行雨散,润色开花,笔法体势之中,最为风流者也。”

  《廿九日帖》是行楷,笔法严谨结实,转折处方硬有力,结体微带横扁,应当是还没有形成自家风格时的作品。但末尾四字的草法,体势舒展大方,已能见出其气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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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献之的行草作品,最有名的是《鸭头丸帖》和《中秋帖》等。《中秋帖》是米芾临本,可以不论。《鸭头丸》,绢本,共两行,十五字,笔致稍枯,然不失润泽,“鸭头丸故不佳”六字成一段,“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”九字又成一段,笔势酣畅,圆转生动,痛快淋漓,行笔疾徐有度,笔断意连,流贯而下,纸短意长,可见书写时略无滞碍的状态,非常充分地展现了王献之行草的独特风格。

中国书法简史——魏晋书法 - 雁飞墨行 - 雁飞墨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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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献之的楷书流传后世的,仅有小楷《洛神赋》。白麻笺,南宋贾似道先后得二纸共十三行,摹刻于水苍色端石上,以其石碧似玉为喻,称《玉版十三行》。锺繇小楷,虽然号称“正书之祖”,但留有隶意;王羲之小楷,完善楷法,体势端谨,法度严密。而《玉版十三行》则点划圆润,字势开张,有流光溢彩、逸致翩翩、飘然远举之致,远观如鹤舞九霄,近看如逸士清游,无一丝尘俗之气,令人神清目畅,与其行草一样,富于风流潇洒的气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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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、王珉、王珣等,在当时也都有影响,其中王珣由于《伯远帖》原迹意外流传后世,并在乾隆时与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(米芾临本)并列称为“三希”,而形成了极大影响。即使在东晋以后,这个家族虽然逐渐降低了地位和影响,但书法活动仍然极为活跃,出了不少名家。

  (2)庾氏家族中,有庾翼、庾亮、庾冰、庾怿。庾翼的书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,甚至因为与羲之争胜而有“家鸡野鹜”之语,直到后来看见羲之写给其兄庾亮的草书信札,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张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云:“庾翼字稚恭,颍川鄢陵人。明穆皇后弟,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善草、隶书,名亚右军。”

  (3)谢氏家族中,有谢安、谢尚、谢万。谢安,字安石,年四十出仕,为一代治国重臣,名声亦自不菲。王僧虔《论书》曰“谢安亦入能流,殊亦自重,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。得子敬书,有时裂作校纸。”他与王献之之间关于羲、献孰胜的讨论在书法史上尤有影响。

  (4)郗氏家族后起,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,如郗愔、郗昙,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及郗愔(虞龢《论书表》)。郗家书法,以郗愔为最。他的思想以道为主,致力于玄学、书法、优游。善于章草,代表作《至庆帖》。

  (5)卫氏家族自西晋以来就人才辈出,至此虽然稍杀,也非无人,最重要的人物是卫夫人铄,为汝阴太守李矩妻,她“规矩锺公”(张怀瓘语),继承锺繇书风,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,对于书圣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。
 
  桓氏家族中,桓温、桓玄等人,亦都擅长书法;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,也出现了一些书法人才。

 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,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,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,因而对于书法来讲,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。他们的积极介入,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,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,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,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,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,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。这种态度,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,由此开始,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。
 
 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,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。身居庙堂时,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,心忧天下。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,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,他们崇尚玄谈,寄兴高远,饮酒服药,悠游山水之间,纵情享受人生,他们的精神,体现为不拘不执、潇然放旷、纵意自适,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。这种精神风貌,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,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,概括地称为“韵”,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,长期得到崇敬。
 
  2、非世家大族
 
  非世家大族书法,按地域分,可以分为东晋和十六国;按载体说,可以分为石刻、墨迹两类。

  东晋继续禁碑,正式碑刻极少,著名的《爨宝子碑》,出于云南边地,处于似楷似隶之间,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;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,目前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,材质多为砖,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,如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、《谢鲲墓志》、《颜谦妇刘氏墓志》、《王闽之墓志》、《夏金虎墓志》、《谢琰及妻王氏墓志》等。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,方整朴拙,横划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,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。王谢墓志的出土及它们的这些特点,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。从清代起就已经产生的关于《兰亭》的真实性的怀疑,再次被提出,从而在本世纪中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《兰亭》论辩”,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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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六国的碑刻则相对多一些,著名的有前秦《广武将军碑》、《郑太尉祠碑》,后秦《吕宪墓表》,北凉《沮渠安周造象碑》等。字体大多在隶、楷之间,风格朴茂古拙。其中《广武将军碑》笔划浑朴,结体生辣拙厚,尤其享有较高声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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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墨迹则主要是十六国地区作品,有:前凉《李柏文书》、前秦《譬喻经》、西凉《十诵比丘戒本经》、北凉《沮渠封戴赠官木表》、后梁《维摩经卷》、西凉《秀才对策文》和《妙法莲花经》等。《李柏文书》最为引人注目,它同王羲之早年的《姨母帖》有许多相似之处,保存了行、楷的发展轨迹,对于考察文字的演变和书风的变化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。其他几件作品,多介于隶、楷之间,也是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,同时由于隶、楷的结合极有特点,在书法领域里也是别具特色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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